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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发掘来看,墓植柏树与墓葬用柏现象十分突出。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柏木本身的特性及其所引申出来的文化内涵为其盛行奠定了基础;二是,汉代本身独特的文化元素与之融合,互为促进,主要表现为尊亲忠孝的儒家思想、尊君一统的社会秩序、视死如生的厚葬之风。8年8月~12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老坟岗区域发掘了一处仰韶文化-商代遗址。其中发掘的商代遗存中有文化层、灰坑和一段郑州商城的外夯土墙基;出土遗物数量不多,但种类较为丰富,时代为商代二里岗期,多数属于二里岗下层较早阶段;在一些陶器的特征上可以看出有商文化辉卫型、盘龙城型等文化因素。发现的夯土墙基为了解郑州商城外夯土墙 墓地中两座规模较大的铜器墓。本文通过分析两墓出土的铜容器,认为其墓葬年代应在西周早期晚段。结合两墓的随葬器物和区位特征看,二者很有可能是一组夫异穴合葬墓,其墓主以家族为单位葬在曲村墓地,可能与夑父徙晋的历史事件相关。龙门石窟所在伊阙峡谷,自先秦以来即为黄河流域贯通江汉流域的天然通途,延及唐代,又以"龙门驿"(又称"石像驿")构成两京地区往来南方的门户,从而反映着当年员升迁、贬谪等场现象。将贞元七年(791年)卢征造像遗迹置于唐代场历史环境中,探讨两京士人阶层宦途生涯的冰火宠辱及其信仰寄托。首先回顾卢氏造像龛的研究历史,点明写作意图;其次运用考古学方法对其进行田野调查,通晓像龛形制、造像内容及特征;而后结合文献史料释读造像发愿文,进一步深入了解功德主卢征其人以及凿龛造像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这种采用纪实文献形式的发愿文,在龙门石窟文化史上独有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阐述唐代士人因贬谪制度导致人生转折之际的心理诉求、精神状态与意识信仰,从意识信仰视域展示其政治诉求的转换与延伸。郑州商城遗址是商代考古中的重要遗址,本文以《郑州商城》一书中发表的铜器墓为基础,增补近年公布的相关考古,对遗址内铜器墓的年代进行了核校。在此基础上,还对铜器墓的等级性、阶段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近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收到一批 局收缴的文物。其中有一方唐代墓志,记载了墓主人王卿儿祖籍、先祖及其生平等内容。本文依据墓志,利用现存文献以及近年来发现的唐人墓志,基本理清了王卿儿家族谱系。同时对墓志所涉及的人物王绍、王玄质、王倚等人的职及相关问题,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了研究。既可互相对校,又可补史之阙。文中还对墓志中涉及的"太原祁人"、"京兆杜氏"等略作探究,进一步证实了唐代世家大族太原王氏、京兆杜氏在当时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通过对志中"东都绥福里"、"龙门原"等地名的考证,了解到王卿儿生前居住在位于唐东都洛阳城东南部的长夏门之东第四街街东,自南向北第五坊,西与南市相隔一坊、北距洛水相隔三坊的"绥福里";死后葬于洛阳城南郊的家族墓地"龙门原"。明清鼎革之际,在清进驻太仓的过程中,清初主流画坛 之一王鉴的故乡太仓发生了什么?家国横遭劫难之际,在明清之际的太仓文化圈中,王鉴正处于这个士大夫文人集团的中心而未曾置身事外。作为明朝大臣之后,既为人臣,又是家族与乡里推重的"郡伯""王廉州",在生死攸关的板荡之际,王鉴等太仓文人交游圈士子如何应对这一历史困境?本文试图回到清初的历史语境中作一探索。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印章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学等辅助性质的职。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印章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父亲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河南保留的明清会馆,大多数为秦晋商人所兴建的商业会馆。这些会馆建筑规模较为宏大,布局严谨,雕刻技艺精湛,尤其在建筑雕刻题材的选择上别具匠心,诚信、重义、同享、儒雅等商业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商业观念既是其经商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集文化、艺术、理念、愿望为一体的艺术表现。不论是修武县26年发现的1956年续修的《韩文公门谱》,还是修武出土的与韩愈有关的5块石碑,都是修武韩氏伪造的,伪造年代的上限为辛亥,下限为1956年。之所以伪造《门谱》和石碑,可能是修武韩氏为了能够达到恢复他们韩愈后裔的称号,并纠正乾隆年以来"修武韩氏永不承袭"圣旨错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