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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梳理典籍文献对曹操高陵记载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和结合曹操墓考古发现等相关的研究,认为北齐《龙骧将杜达墓志铭》和北齐《王敬妃墓志》记载的"高陵"应指曹操高陵,而晋卿大夫赵盾葬所"九原"一语,更加佐证了"高陵崇栢"为曹操墓高陵,绝不会是指他人陵墓,更非安阳县西北的 岗。同时,还对北齐《元世哲墓志铭》与曹操墓"西陵"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并就唐代《邺郡邺县故人柏君(道)墓志铭并序》记载的曹操墓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实地考证。北齐墓志填补了曹操高陵方位在北朝没有记载的历史空白,为曹操高陵的真实性了新的佐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一号和二号基址位于洹北商城的"内城"中心。其形制布局与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宗庙基址基本相同,都有多房间的主体建筑"大室",而且还有程度不同的祭祀遗存。因此,一号和二号基址的性质不是宫殿而是宗庙。本文进一步证明一号基址有9个房间的主体建筑"大室"内所奉祀的神主,应是自大乙(成汤)至祖丁的九位直系先王,即武丁卜辞的"九示"。二号基址有4个房间的主体建筑的"大室"内所奉祀的神主应是阳甲、盘庚、小辛、小乙等武丁的"四父",也称"四示"的宗庙。根据一号基址"大室"东西两侧通道对一号基址的打破关系,证明一号宗庙是盘庚时期始建的,二号宗庙是武丁时期续建的。洹北商城即"盘庚迁殷"的都城"殷",年代下限为武丁早期。证明盘庚和武丁时代不仅没有始祖居中、昭穆分列左右的昭穆制度,也没有五庙、六庙。苏秉琦是高等学校考古学教育的拓者,他领导创建了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史系考古专业,长期负责专业的教学、科学研究、田野实习和年轻教师的培养,成绩卓着。在北大先后成立考古学系和考古文博学院后仍然不断地给予指导和帮助。他有教无类,奖掖后学, 有许多考古学者都曾得到他的指教与帮助。他为提古学研究的水平,为考古学走向世界而竭尽毕生的精力。他崇高的风范受到学界普遍的推崇,他是我们永远的导师。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代缂丝大威德金刚曼陀罗是元代宫廷艺术和藏传佛教艺术的巨迹,本文结合前人成果,较为地介绍了这件缂丝曼陀罗的材质、内容、图像学阐释、供养人情况、纪年推定,以及它所反映的元代宫廷"织御容"和缂丝织造工艺。本文结合史料与逻辑分析进一步认定帝后供养像于元文宗第二次登基之后、元明宗皇后八不沙去世之前(133-1332);当时的监制员明里董阿不但是拥立元文宗的重臣,而且是谋杀元明宗的帮凶,题记中称元明宗为"皇子",暴露了元文宗君臣的虚弱内心;"织御容"的起源则与蒙古人萨满教以纺织品祖先像的传统有关。在织造工艺上,这件曼陀罗兼有来自西北与江南的特色,本文认为它更可能分块织造于杭州,然后运至大都缝合,但是织造匠人却主要来自西夏或回鹘。郑州纪公庙是供奉秦汉名将纪信的庙宇。纪信为汉刘邦诳楚诈降而被项羽火焚,其誓死为主的忠烈精神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郑州是纪信事件的发生地,郑州纪公庙前庙后墓,庙内的28品碑刻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本文探讨了纪信墓的真伪、各地纪公庙的创建,以及庙内刻文字、书法艺术等问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纪游图册》,可能是董其昌现存有明确纪年作品中 早的一件。但因其与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山水图册》中的多幅作品近似,围绕二者真伪问题引发了一场"双胞案"讨论。就实际情形而论,"台北本"有十九,共计三十六幅画作和两幅书法墨迹,"安徽本"仅有十六,共十六幅画作。两本中的近似作品也仅有十二幅,并非如杨岩松所说有十五幅之多。"安徽本"中有四幅作品摹自董其昌晚年的一件山水图册。"台北本"共计三十余条题跋,所含带的历史信息远远大于"安徽本",尤其是第十九《西兴暮雪》的创作背景,涉及万历辛卯(1591年)的"争国本"事件。借助两件山水图册近似现象的讨论,深入反思当前单纯以宏观的文人画概念和笼统的笔墨趣味等标准,是否能够有效地解决好董其昌作品真伪鉴别。根据良渚文化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及数量,可将良渚文化墓葬所承载的人分为7个等级,并且其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7个等级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均有所不同。通过对良渚文化墓地的研究可发现,良渚社会竞争非常激烈,以家族为单位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兴盛或衰落;同时,同一个家族内人群的等级差别也非常明显,良渚文化可能产生了凌驾于血缘关系之上的等级制度。在牛河梁积石冢发掘所的层位关系基础上,分析出土陶筒形器的形态变化,建立牛河梁地区积石冢的整体分期方案,可以分为两期四段。在此基础上,结合碳十四测年以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比较,进一步推定积石冢所处时期的年代在距今57~51年之间。文献和甲骨卜辞祀谱显示,商王武丁在位期间对祭祀制度曾进行过改革。针对这一变革,武丁集团中形成了以太子孝己和傅说为核心的反对派系,批评武丁改革是"黩于祭祀"。围绕着祭祀典制改革的这场政争,以太子派系的失败告终。孝己被流放致死,傅说也可能因此没有进入后世祭祀的谱系中。武丁之后的祖庚、祖甲,兄终弟及相继即位。两人分别反对和支持武丁的祭祀改革。由于祖甲在位期间的坚持,武丁祭祀改革制度终于被确定下来,成为商代晚期历代遵循的"周祭制度"。而这种有悖于传统的过于繁缛的祭祀制度,是导致商王朝 终衰败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