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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有传统文物概念三度空间的物质性,所以社会接受时不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观念层面,都遇到一些障碍,同时也导致了实践领域的混乱。为此,我们用"可以被感感知"代替"三度空间的物质属性"作为文化遗产的定义要素,以此克服上述的认同问题。由于非物质文化是借助人的现实行动呈现的,我们对其感知必须符合"在地"和"即时"的要求,这使其在博物馆展览中遇到了现场呈现与感知的难题;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博物馆展览后,不仅促进了博物馆反映区域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使展览触及社会精神与心理层面,而且还对传统的博物馆展览提出了深度阐释的要求,并由此成为推动博物馆履行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的使命的重要助力。从博物馆的发展史来看,美术馆无疑是博物馆的重要类型之一。在我国,由于种种复杂原因的影响,美术馆与博物馆在体系上一度呈现分离状态,它们之间的业务也非常疏远。近年来,美术馆界始了从"展览馆"向"博物馆"转变的路程,致力于使美术馆成为 特色的博物馆类型之一。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一组东汉六博釉陶俑,较少引起学者的关注。本文以河南灵宝张湾东汉墓M3出土的六博釉陶俑作为标准器,将与其题材相同、形制近似的大英藏六博俑相对年代定在东汉中期,即公元2世纪上半叶。根据大英藏品所显示出的"弘农作风",推测其出土地点应在汉弘农郡范围内,即今陇海铁路三门峡至潼关段附近。这一组六博 潼铁路的时间段内。在此基础上,还对目前已发现的两汉博戏俑进行了梳理,分为博局俑与六博俑两种类型,前者见于西汉墓,后者大多出土于东汉墓,并对六博俑出现于东汉墓葬中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大英藏六博俑具有学术和艺术双重价值,为研究汉代六博的形制演变、汉代社会生活史及雕塑史了实物。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城和秦汉至两晋时期的邹县(驺县)县治,作为都城和县城使用的时间长达11年(公元前614年至公元556年)。17年6月,山东大史文化学院等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每件铜器都有铭文,显示可能铸造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铭文内容与文献记载的新莽改制有关。为了充分论证这批铜器的学术价值,山东大史文化学院和文化遗产研究院在9月2日举了 座谈会,与会学者对这批铜器的铭文内容、与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新莽改制的历史评价和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们一致认为,这批新莽铜器是迄今为止 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 多的汉代度量衡器,精良,保存较完好,铭文字数多,透露的历史信息丰富而重要,为研究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并实行货币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度量衡发展史等问题,都了珍贵的实物,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另外,这批铜器出自邾国故城遗址的宫殿区"皇台"之上,证明"皇台"范围内应存在汉代署区,这对研究遗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了重要线索。在此次 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本刊约请与会学者对这批重要的考古新材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将初步的研究收获予以发表,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期待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北宋后期是文人画理论的成熟时期,此时的文人画家关注着如何以文人的思致跨越传统绘画思维的障碍,获得新的艺术表达方式。李公麟的《龙眠山庄图》是北宋文人山水画领域里比较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本文即以此图作为个案来管窥文人画家以诗入画、以禅入画的绘画思致。《龙眠山庄图》描绘了一群文人居士在龙眠山中结社、禅修的生活,但本质上是一幅文人禅观山水画。画家移步换景,借用图像象征的方法暗示、指引着观画者观想以八功德水池为中心的西方净土世界,以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此外,李公麟《龙眠山庄图》的画意和禅定观想次第离不苏辙《题李公麟山庄图并叙》的阐释,李、苏二人的画与诗是一体的。陕北地区地处黄河河套之南,北临鄂尔多斯高原,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西依子午岭与甘肃、宁夏接壤,南接关中盆地。该地区目前经过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存均属于仰韶后期文化阶段。本文根据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地理环境特征将其划分为三个小区,在小区分期的基础上将陕北地区仰韶后期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从日常生活器类来看,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海生不浪类型影响明显,但居址和葬俗与甘肃东部地区阳坬类遗存相似;第二阶段秃尾河—窟野河流域受到内蒙古中南部阿善三期类型强烈影响,无定河流域虽仍受到甘肃东部等地区的影响,但在前期基础上有所发展;第三阶段无定河及其支流大理河流域石城聚落大量出现,关中地区的影响也到达无定河流域及以南的洛河流域。1年1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荥阳市博物馆在荥阳市苜蓿洼村西南部的檀山阳坡发掘了晚唐墓葬1座,墓主为晚唐秀才卢珰。卢珰墓为长方形斜坡墓道洞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形制较小。出土有陶塔罐盖、陶饼、白瓷碗、白瓷执壶、铜钥、铁尺、骨梳、风字砚、墓志。随葬品虽不甚丰富,却十分精致,与卢珰出身名门但家境一般的境况契合。根据墓志的记载,卢珰的曾祖、祖父、外祖父、父亲均为唐朝员,其外祖父为太傅,身份尤为显赫,然此四人未见载于史书,故墓志可补史书之缺。卢珰为范阳卢氏之后,其外祖父家为赵郡李氏,范阳卢氏与赵郡李氏为有唐之望族,墓志亦对研究唐代世族有着重要价值。卢珰墓未经盗扰,保存较好,出土器物时代明确,为郑州地区晚唐墓葬断代了标尺。唐李元轨墓志记墓主为北门学士。此志为今见 早与北门学士相关的,但从墓志所记李元轨仕宦、职事及任职时间等因素来看,他不可能是真正的北门学士,只是北门一个下层文吏而已,墓志称其为北门学士实为谀墓风气下的攀附之举。俯身葬是殷商墓葬中一种正常的埋葬方式,但在西周时期却急剧减少,且分布地域较为集中,墓主身份亦较低。这种变化状况与商周文化的差异有关,应是王朝更替之后所导致的文化变迁的反映。从西周俯身葬的情况来看,殷遗民入周后在政治、经济和宗教观念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他们在逐渐放弃一些固有的礼俗。从仰韶时代中晚期始,出于土地崇拜的观念,为建筑建造举行奠基祭祀成为黄河流域一种较为普遍的习俗。龙山文化时期,建筑奠基习俗的分布区域不断扩展,但黄河中游的郑洛平原一直是分布中心。仰韶晚期以降,随着史前城址的涌现,黄河流域出现了位于城墙夯土中的奠基遗存,这标志着奠基习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结合考古发现和民族志材料,可以看出,部分位于城墙夯土中、房屋墙体下或居住面下等特殊位置的瓮棺,当不是一般的墓葬,而很可能是奠基仪式或祭祀的产物,其目的无非是借牺牲来慰解鬼神,以求建筑的稳固。